文档介绍：前言吴中杰1996年8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戴慧在上海寓所惨遭歹徒杀害。虽然本地传媒久久没有报导,但是凶讯不胫而走。当天晚上,我们刚从案发现场回来,问讯电话就接连不绝。此后几天,不断有朋友从本市、外地或国外来电来函,核实凶讯、表示悲愤、委托代向死者家属慰唁。大家都为这个凶讯所震惊。虽然,案件很快为警方所侦破,凶手亦被缉拿归案,但是死者已经不能复生,戴厚英再也不能写她的惊世骇俗之作了。朋友们都想为惨死者做一点纪念性的工作。恰好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总编辑沈敏特兄来电要我和高云主编一本戴厚英纪念集,作为对死者的祭奠,于是朋友们分头撰稿,藉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敏特兄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80年代中期与我和厚英一起在汕头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大家常在一起用餐,一起散步,谈得颇为投契。后来各奔东西,也就相忘于江湖了。这次他听到厚英的凶讯后,为要托我代向戴家致唁,这才重新与我联系上的。出于对厚英的友谊,敏特兄决定不借工本,要在最短期间内,出版一本精良的纪念集。对此,我们当然尽力予以支持。本书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悼念,而且希望能给以后的戴厚英研究者和当代文学史家们提供一份殷实的材料。因此,本书组稿范围力求广泛。从厚英的大、中、小学同学,到她的前辈师长;从她青年时代的工作伙伴,到从事创作后的作家朋友,还有在汕头大学、上海大学执教时的同事,以及她的亲瞩,等等。各人所写的,是自己与逝者交往的一段情谊,是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个方面、一个部份,合起来则能反映出戴厚英生活的各个时期和她性格的各个方面。我们历来评价人物,就有“面面观”之说,这是辩证的方法。盖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总是由多侧面多因素所组成,单从一个方面去观察,是难得窥见全貌的。若以一己的直感去论人,也难免有其片面性。倘只从道听途说来判断是非,就更具盲目性了。只有从各方面综合观看,庶几才能得见全人。戴厚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各方人士对她的看法很不一致。如果人们并不固执已见,或因他种原因而存偏见,则对她进行面面观之后,评价自会有所不同。回忆戴厚英,难免会涉及她生前所遇到的一些敏感问题,因而,回忆者也难免会遭到非议。但我们认为,既然所涉系历史事实,就该如实写出而不应回避。我们大家所作所为,都应对历史负责。是非功过,让后人去评说。否则,就会如鲁迅所说:“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高云和我,与厚英交往的日子虽然不能算短,但她的众多朋友,我们仍不尽认识,因而在组稿上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承左泥、李继宗、邓牛顿等朋友帮忙,扩大了范围,但仍有许多该组而未组的稿子,或已组而来不及写的稿子,只好有待他日补充了。谨以此来纪念我们惨死的朋友!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复旦凉城宿舍戴厚英啊戴厚英吴中杰高云痛悼爱国的乡土作家戴厚英——兼谈她在海外的言论萧乾代卓有成就并在创作上尚有极大潜力的戴厚英,就这么为一无耻宵小歹徒所杀害,面对她这猝然而至的无妄横祸,真不知如何下笔!她不但曾经勇敢地描绘生活,而且还曾无情地剖析生活。关于她的作品和她那极不平静的一生,日后必将有人去研究剖析。那对于了解七九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的图景,会大有裨益的。这里,我仅就同她相处过的一段日子,写写她的一个侧面,供广大读者及研究者们参考。先从她同一位外籍华人学者的一段谈话开始。对方说:“我们可以有不爱国的自由。投生为中国人根本便是一件非常偶然又不幸的事。因你要为这个难搞的国家,交付出一生一世,去背那沉重的包袱。生命何其短促宝贵,我们有权寻求个人的理想和幸福。”戴厚英对这番劝告的答复是:“我自小在乡间长大,常想到乡亲父老们至今日才解决了三餐温饱问题。我无法不去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前程,我卸不下关怀祖国、同胞命运的责任感⋯⋯”(见香港《明报》,1986年3月24日,“比利时通讯”。)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这个剪报使我记起在港时戴厚英与我和文洁若的一段谈话。她说,临出国之前,她对领导说:“这次去港,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又说:“在国内我批评起来绝不留情,可是一出国门,我绝不说祖国一句坏话。”当时在香港及新加坡都有不少人以为中国还在闹文革。这位由于《人啊,人》而狠挨过——而且刚挨过一顿狠批的戴厚英怎么介绍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实呢?她说:“文学观念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作家们从言论一律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发出个人的声音。从朦胧诗的兴起可以看到这种个性的解放。没有了‘三结合’,作家们不再按照旁人的意图写作。于是,就涌现出大批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另一特点是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一些作家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主观世界,表现心灵。”(见1986年4月20日香港《明报》)。她还在香港文艺界为她举行的以“中国新时期文学观念之演变”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中国大陆遂能一下子涌现不少敢于表现自我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