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
郝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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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起步甚晚的的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政策的影响,多年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时至今日,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严重影响着我国工业早日立足于自己坚实的创新成果。作为曾以一般科学生涯从事应用研究、并且始终坚持在第一线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工作者,笔者以亲身所历,列举事实分析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基础研究政策的得失,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弊病,为今后的科学史研究存照。将特别着重回顾近二十年来,第一线科学工作者和科技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之间的认识差距,以及这些差距的历史文化根源。
    中国几百年的闭关自锁早被帝国主义打碎。沉重的内忧外患由多少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排解。中华民族终于要在政治单极化阴影笼罩下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崛起。经历15年谈判加入基本上已由先人者制定了游戏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带着背水而战、志在必得的豪情,我国民族工业多么需要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支柱产业!我国自然科学多么需要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创新贡献!然而,为何多年来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种种“重视”、“稳定”的提法下举步维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令人担忧?
    首先,本文论及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是指那些以认识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和解释自然现象为首要任务的科学研究。这包括了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学、基础地球和空间科学等。这是包含实验在内的“理论科学”。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有如下一段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①
    可见马克思对理论科学的态度是两个喜悦。我们有一些科学事业的负责人士对理论科学的态度却是“一个喜悦”,或“一个喜悦,一个不喜悦”。就此一点而言,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抛开“顺风保官”等不必涉及的因素,这里有文化和历史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指出这一根源,是希望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比一般政府工作人员更自觉地跳出文化历史的局限。
古代忽视自然现象研究和现代的科技混谈
    中国有长期不重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以及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以技术涵盖科学、以技术代替科学的历史传统。两千多年前,太史公抱怨“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其实,司马迁所说文史星历,几乎概括了当时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国人一向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都是技术。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发明均属技术。但我们后来也没有提出可能由四大发明引发的科学问题。地磁、磁场,乃至燃烧的解释,都与中国无缘。对磁石吸铁的解释,限于“磁者慈也”的泛论。磁偏角的发现,其实是记录事实。沈括有科学态度提出过问题:“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