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编者按: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已连续举办五年、共八十余场,此文为湘籍作家唐浩明先生的讲课资料。这篇文章的主旨核心是讲做事须先做人,成就大的事业必须不断的“修身立志,储才养望”,这一点不同于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书,讲权谋,讲厚黑,似乎只要掌握一两手独门功夫,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就能飞黄腾达,把本和末完全倒置了,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历史上和现实中,我们看到有多少人靠奸诈起家,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被奸诈毁灭。一个人要学一两手技术是容易的,修炼自己是艰难的,大多的人总想走捷径,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总是少数,失败的人总是多数。要想成功,必须从修炼自己开始,尽管这条路是痛苦和漫长的,要想成功就必须走,这就是我们读《曾国藩其人其事》一文的心得。今天讲的题目是“曾国藩其人其事”。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要全面介绍曾国藩和他所做的事,绝不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所能说清楚的。我把范围缩小一些,只谈某一个方面,不做全面的评说。从1984年着手编辑《曾国藩全集》开始,我研究曾国藩整整20年。这20年里,我常常会想,在中国历史上,做出大事业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当以千百计,但为什么曾国藩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带着这个问题,我曾仔细研读有关他的史料。我发现,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这是我在20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他的一个不同于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炼和事功同时建立,相互促进。孔子在《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为己”,不是今天讲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养。孔子的“为人”,也不是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而是指治理、管理别人,即事功。可见在孔子时代,已经很明确地有这样的概念,即治学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为己”和“为人”。在这两点上,曾国藩都做得比较好,不同于其他的政治人物。故而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我的眼光会较多停留在那些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上。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或者说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曾国藩在孔子讲的“为己”和“为人”这两方面有一种双重意义的成功,中国主流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大成功。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