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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春寒日子里的争鸣(外一章)
建华同志:
8月5日来信看到。——我到青岛去住了半个月,昨天回来才看到。
我曾在《小说选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受戒〉》(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期或第二期,我手边无此杂志),你要了解的问题,文中大都说了,你可以找来看看。
庵赵庄是有的。那个庵叫什么庵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不叫荸荠庵,荸荠庵是我造出来的庵名。我曾在这个庵里住了将近半年,就在小说里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后屋里。三个大和尚和他们的生活大体如小说中所写。明海是虚构的。大英子、小英子有那么两个人。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甚深意,不必索解。
《莫名其妙的捧场》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你要争鸣,似也可以。但不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说,小说不是照搬生活。
你的评《大淖记事》等三篇小说的文章,《北京文学》已发在八月号,再有十来天即可见广告。我在青岛还写了一篇《徙》,也是写家乡人物的。估计《北京文学》会用(我到青岛是应《北京文学》之邀而去的)。发表后,你可看看。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量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
问好!
汪曾祺
八月十一日
汪曾祺先生生前共给我写过38封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二封信,时间为1981年8月11日。
我与汪曾祺先生的胞弟汪海珊(曾庆)是高中同学,正是从海珊那里,我很早就知道汪老的有关情况,但直到汪老1981年10月10日回高邮探亲,从未见过他。新时期汪曾祺先生文坛复出,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震动文坛,迅速享誉海内外,作为家乡人,且一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我读了汪老的上述作品后,激情难忍,一气呵成写了题为《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的长篇评论寄给《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同志决定刊用的同时,告诉了汪曾祺先生,由此开始了我与他的长期书信往来。
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发表的《受戒》,不仅是汪曾祺先生个人创作生涯中的代表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具有不可忽略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为庆祝国庆六十周年组织专家学者编著出版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杨匡汉杨早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出版),将《受戒》列入“六十部”之中,这是一个郑重的抉择,也是对《受戒》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关于《受戒》发表的前前后后的有关情况,我在《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和《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两书中都曾作过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言。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以描写高邮农村一个纯情农家少女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之间的朦胧爱情的《受戒》,于今天看来,其题材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春光在中华大地只不过才隐隐初现、而绝大多数人尚未完全挣脱多年来“左”的观念的束缚的特别时刻,写《受戒》、发表《受戒》、甚至公开表示喜欢《受戒》,都需要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正因如此,当《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偶然得知汪曾祺写了《受戒》,他立即敏感地觉得这是非常之作,当时,他还不太了解汪曾祺的情况,但他果断地辗转托人向汪曾祺索要了小说的手稿;而汪曾祺随稿附上的一纸短简,则明确地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发表后,文坛瞩目,读者喜欢,评论家唐挚、张同吾率先在《文艺报》和《北京文学》公开撰文表示赞赏!《受戒》就这样成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支报春新花!
但,那毕竟是一个料峭春寒的时刻!就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别具风采的《受戒》表示由衷喜爱的时候,挥舞着“左”的大棒对《受戒》进行严厉批评的声音出现了,1981年第7期《作品与争鸣》发表了署名国东、题为《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有感》文章,该文武断地认为《受戒》的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的”;指责赞美《受戒》的评论“莫名其妙”、“硬要从(作品)中去寻觅它的什么教育意义,并言过其实地加以夸大、颂扬……”等等。我正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写信给汪老、并表示要写文章反驳,汪老接到我的信后迅即于8月11日给我回了一信。
汪老在回信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受戒》所写与生活原型的关系,答复了我关于“四十三年前一个梦”这句写于作品末尾之话的含意的询问。谈及《作品与争鸣》上的批评文章,他说:“《莫名其妙的吹捧》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短短两句,流露出些许无奈。作为一名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文坛崭露头角、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并于1958年因单位右派名额不足而被补划为右派的老作家,汪老当然熟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