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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
乡村里的“小同场”
父亲在我童年时心目中的形象很有些怕人。
有时候,远远望见他摇晃着高大的身子从镇上回来,母亲就赶紧回去,把杯子、碗盏那些容易打碎的东西一一收藏起来,我和二妹不声不响地躲在门背后或者屋角里。我们知道父亲又醉了。
有时候,深更半夜还不见他回家。母亲睡不着觉,隔一会就披了衣裳,开门出去探望。祖母也睡不着觉,先是在被窝里哭,哭着哭着,坐起身,号啕起来,呼唤死去的祖父,怨自己命苦,最后,母亲终于耐不住了,穿好衣裳,走出门去。我裹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等了许久许久,听见父亲拖了母亲回家来,一边打一边骂道:“关照你不许到牌桌上去,不许到牌桌上去!”我知道,父亲又输了。
不过,父亲也有并不可怕的时候,那时,他既没有喝醉,也没有赌输。他唤着我的小名,说:”阿玉,来!”
我真有点怕怕缩缩。
他却说:“来,我教你唱。”
他教给我一只又一只江南流行小曲:《花红姐》、《梳妆台》、《哭七七》、《手扶栏杆》……不论什么,我一学就会了:
“蝴蝶呀!
飞来又飞去呀,飞来又飞去;
飘飘荡荡进花园呀,
小妹妹上前扑,
扑也扑不着呀,
侬得儿呀得儿尤,得儿尤……”
唱到《九连环》,碰到个疙瘩,“依得儿呀得儿尤,得儿尤……”这一句要打“花舌头”,我打不起来。这件事一直挂在我心上,割草的时候学着打,走路的时候学着打,睡在床上也学着打,两三天工夫,不知道怎么一来,居然会打了。
夏天的晚上,村里家家户户都端了小凳,用长凳搁起了门板,在场上乘凉。这个时候,父亲是很受欢迎的,常常有不少人围着要他讲故事,或者“唱几段听听”。
原先,父亲从屋里拿出胡琴来,总是自拉自唱。自从教我学会了唱小曲,就对我说:“阿玉,唱!”语气和神情都显得十分得意,也许那时候他就起意要让我学唱戏了,谁知道呢?
割过稻,农闲了。父亲打一个小包裹,出门搭班子唱戏去。他青年时候迷上了常锡滩簧(又叫常锡文戏,解放以后改称锡剧),曾经把他的唱滩簧朋友请到家里来学过戏。后来,自己成了农忙务农
、农闲唱戏的半艺人。当时,常锡滩簧这一行里,像我父亲那样的半艺人很不少,甚至有许多农闲聚、农忙散的戏班子。
在单调的农村生活里,唱戏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村村巷巷,都有一些看戏兴头特别高的男女老小,我母亲也是其中的一个。只要听说什么地方在唱戏,哪怕是十里八里,她也要梳梳头,搽点雪花膏,换上干净的衣衫,打扮得扎扎俏俏,带着我和二妹,跟村里的姑嫂姐妹们一起赶了去!
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有四五个演员的小班,大多没有女演员,女角由男的来扮,也没有五颜六色描龙绣凤的戏装,男角穿一件青布长衫,女角向村里的新娘子借一件嫁衣,向烧香老太婆借一条裙子。演的是《李三娘》、《蜜蜂计》这一类“小同场”戏。尽管简陋,看戏的对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能入迷,相信得很。有一回唱《李三娘》,中间休息,村里人请演员吃夜点心,扮李三娘的刚刚把点心碗端到手,扮嫂嫂的开了个玩笑,上去一把抢过来说:“不许你吃,我吃!”看戏的都说:“这个嫂嫂真凶!”
也看到过我父亲搭在里边的戏班子,逢到我父亲出场,同村的婶婶嫂嫂就对我母亲说:“你看,你看,根宝出来了!”恰巧我父亲扮个老旦,又说:“根宝扮个老黄婆!”母亲朝台上一看,不好意思地把头一别,说:“死腔!”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也把头一别,惹得同村的婶婶嫂嫂一齐笑起来。
可惜,这样的欢乐在我的童年里太少。
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背井离乡的人比以往多了。有的去外乡种客田,有的到城里、无锡、常州学生意、做佣人,有的到上海杀猪、当机匠。母亲在生下四妹以后,终于狠狠心,把四妹送进了城里育婴堂的大抽屉里,自己就离家到城里给人家去做奶妈。头几天,趁着到河滩去洗尿布,她急急忙忙赶到育婴堂,偷偷给四妹喂一次奶。一天,她赶到育婴堂门口,看门的人说:“不用进去了,你孩子给人家抱走了。”母亲不信,还是往里走。可是找来找去找不着自己的孩子,不由得眼泪扑落落地往下掉,四妹从此就不知下落了。
母亲不声不响离家后,家里这一副担子不能不落到父亲肩上。我父亲到处打听,打听不到母亲的下落,急得连喝酒也没有心思了。隔了个把月,母亲托人带一点钱回家,这一来,泄露了她在哪里的秘密。父亲找上门去,没能把母亲拉得回来。此后,每到月头上,总有几块钱从母亲那里带来。
1937年,我11岁,抗日战争爆发。当年秋末,我的家乡就沦陷了。我母亲跟随东家到外地逃难,和家里断了音讯,也断了每月几块钱的接济。再加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我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境地。好几回,有人来找我父亲,说:“把阿玉给人家做童养媳吧,也好省一个吃口。”
父亲却怎么也不肯答应,他怕我受不了做童养媳的苦楚。
熬到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