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翻译学与比较文学摘要: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可能脱离翻译研究而存在,但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相遇、文学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只有译介学意义上的文学翻译研究才属于比较文学。晚清翻译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呈现,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通常在讨论文学思潮运动时才会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一般不再将其看作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叙述。关键词:翻译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但对于翻译的研究,以往基本上是停留在翻译技术层面或者语言学的层面,而从译介学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理论,在西方大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国内兴起的时间更加短暂,不会超过20年。比较文学兼翻译学的专家谢天振教授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以前的比较文学是“欧洲中心论”,欧洲的学者都懂得欧洲地区的三四门语言,他们把欧洲各国文化历史比来比去并不需要翻译。只有当“欧洲中心论”破产了,比较文学走出了欧洲诸国的圈了,才需要仰仗翻译来沟通各国文化的多元性,这时候翻译研究才会成为比较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翻译研究起先也是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个方向,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新起的翻译研究标志了偏重于语言技术的翻译研究阶段已经过时,转向了翻译理论本体(包括它的传播、接受以及文本等)的研究。随之,与“欧洲中心论”相应的“原著中心论”也遭到质疑,翻译研究理论也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著中心论”为核心,其理论必然要围绕“原著如何被翻译”的技术命题而展开,追求一种最完美的乌托邦式的译本。而新起的翻译研究放弃了技术命题的探讨,把理论兴趣向外转,这就自然进入了义化研究的范围,即“为什么要被如此翻译”的文化命题,这似乎是当前我们翻译研究的趋向。在中国,要寻找新起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子,典范的例子莫过于晚清的翻译活动。据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系统理论”的观点,一个民族文学系统处于“危机”或者“转折点”,甚至处于一个“文学真空”的阶段,“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得由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繁重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这个原理正好用来解释晚清的翻译活动为什么会如此兴盛,这一方面的研究,值得学界做进一步的拓展。这里,我想以一个具体的研究例了,谈谈我对这方面研究的看法。青年学者杜慧敏的新著《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2月版)问世,可以说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收获。作者娴熟于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她选择晚清翻译活动为对象,十分妥贴地使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使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达到一种默契。她的研究题目很集中,晚清、小说期刊、译作三个词来限定“研究”的对象,又用“主要”来限定晚清小说期刊。所谓“主要”,就是以《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5种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再兼顾别种刊物。作者所设定的研究范围,综合起来就是一连串的自我设限:晚清(10年)、主要(5种)、小说(散文诗歌等除外)、期刊(单行本除外)上的译作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的题目,比之那些漫无边际的“宏大叙事”来,我觉得这部论著更接近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态度。其入口比较小,理论开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