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一、农民和帝国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二、新思想与士阶层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2、解释变局的努力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毛泽东思想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新民主主义3、社会主义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改革开放1、压力下的让步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五、党国之后孙中山借鉴苏俄建立了党国制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党国制度可以视为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这种新制度一直在环境和自身的演变中努力适应并寻找稳定状态。讨论这个变体的由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帝国制度说起。农民与帝国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利害主体,在利害计算中合作和争夺的历史。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影响和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