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通过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建构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
2012-09-03 | 作者:何包钢(澳大利亚迪肯| 来源:《开放时代》| 【打印】【关闭】
通过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建构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
一、导言
大国权威体制下如何发展和建设民主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中国马上引进大规模的直选,至少会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乡村金钱贿选的现象将会更为广泛,极大地影响选举质量,大有可能出现一个富人当选主政的时代。第二,左派极可能利用选举,高举“打倒权贵资本主义”的口号,获得相当多的选票,给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带来新的变数。在这个背景下,目前中国只在基层引进选举制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战略选择。当然,一个公平、开放、自由的选举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和目标。但是,目前中国民主发展的战略选择应注重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一种治权意义上的民主,它不是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力进行委托授权,它是一种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民主化。协商民主的主体是权力的执掌者、利益相关方和公民,民主形式是通过一个平台让多方协商讨论,改变个人偏好而达成基本共识。它是实现公民权利,致力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一种治理民主,一种培养公民社会发展、成熟、壮大的途径。
在中国要发展协商民主,一定要注重协商治理机制、过程、形式和程序。在实用主义占上风的中国政治传统中,协商民主必须证明它是一种实用简单、可行的和行之有效的协商治理制度以及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方法。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建立了一支宏大的维稳队伍,通过国家的威慑能力,实现政治稳定,这是国家的阳刚之气。但是,国家还必须使用和发展阴柔之气——一种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协商权力——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国家的强制能力必须依赖于协商所产生的合法性和群众支持。协商所产生的交往权力更有助于国家运用濡化能力。协商民主是否有助于国家能力的建设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协商民主为政府提供切实有用的合法性;第二,支持行政权力;第三,有利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减少或控制社会冲突。
学者们对协商民主在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上的作用持有歧议。有的认为,协商民主无法解决多元社会中的认同问题,无法用协商手段来解决边界争议问题,无法为社会冲突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相反,澳大利亚的政治理论家奥弗林(Ian O’Flynn)和德雷泽克(John Dryzek)强调协商民主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菲什金(James Fishkin)教授通过政治实验发现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互信,扩大共识,从而有助于解决和控制社会冲突。
在中国,有人认为协商民主并没有解决上访的问题。例如,温岭以举办各种协商民主而著名,但是那里还是不断有人上访。由此,有人进一步认为,政治参与为群众闹事提供了机会,因此在目前注重经济发展中,要控制政治参与。本文通过实验研究来讨论协商民主能否有利于解决“出嫁女”上访问题。本文特别注重讨论协商民主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方法和政治艺术,何种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协商民主发展成为一种治理机制,协商民主自身有哪些局限,并且如何克服。
本文讨论发生于广东的一个协商民主实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发达地区人民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村庄集体经济实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亦存在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出嫁女”的权益就是其中一个棘手问题,当地政府采取协商民主来解决“出嫁女”上访问题。2011年9月~12月,广东乌坎农民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反抗,从一个侧角说明目前行政为主的管理模式的缺点。乌坎农民今年1月~2月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进一步说明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广东不采取行政压制,而采取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方式来化解社会冲突,改变了目前中国由上往下实现强制管理的方式,为中国协商民主化道路点明了一个新的方式。
二、协商民主和治理机制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政府搭一个协商民主平台,通过理性讨论使百姓发生思想变化,最后公民自身做出解决难题的方案。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的目标是作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协商民主的核心思想是重视公民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促进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相互依赖和良好合作。
任何重大决策都含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涉及到技术性的因素,需要专家来思考,并拿出解决方案。第二,重大决策必定与民生利益相联系。如果仅从专家的技术手段论证科学决策,会忽视决策中的民众利益。协商民主提供了一套反映整合民众利益需求的机制,而且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这不是精英控制,也不是技术控制,而是人民高度理性的选择。当政府官员运用这套公共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