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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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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物权法》规定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房屋登记办法》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也均对有证据证明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情形给出救济途径。
《物权法》肯定了登记为物权生效标志的同时，也肯定了自建房屋、继承取得物权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取得物权等非以法律行为取得物权的，自事实发生时物权即生效，为避免以上情形导致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影响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权利人在实体法上已经事实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要先将此种物权的变动在登记薄上体现出来，才能处分该不动产权利。
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受让人可以基于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推定其为真实权利人，即便后来证明登记簿记载错误，或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非真实权利人，即使交易受让人存在一定过错，只要受让人是基于对于登记簿的信赖，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所有人交易相同的法律效果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于依职权更正登记的例外情况设定为“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这与《房屋登记办法》的撤销登记不得对抗善意取得人一脉相承，对善意取得人的保护，与维护登记簿公信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强化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的作用，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分散登记时期，房屋、土地、林地等分开登记，各领域登记部门都有针对各个领域的登记条例或登记办法，尤其在房屋登记领域，已经出现了行业标准性质的登记规程，并开启房屋登记官制度的先河，各个地方对房屋登记的重视和精耕细作程度非常高，房屋登记工作的严谨和精细化程度，为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公信力提供保障，也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国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后，设立不动产登记机构专门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制定不动产登记相关条例和实施细则，制定不动产登记簿编写和存放规范，指定登记机构负责保管登记簿和其他登记资料，强调登记人员业务素质，更加细化和规范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同时首次提出各部门数据共享的理念。行政部门间信息共享是一项大数据整合工程，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登记机构的审查能力，客观上为提高登记质量和登记准确性及提升登记簿公信力提供技术支撑。
综上可见，在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登记为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以后，对可能对抗登记簿公信力的例外情况予以特别规定，对基于信赖登记簿公信力进行交易的行为认定为善意取得加以保护，并设置专门的行政机构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从立法和机构设置层面来看，不动产登记簿作为不动产登记权利归属和内容的载体和唯一合法依据，已经在形式上具备彰显物权的公示和公信的效力。
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应以绝大多数登记簿记载的权利和实际权利相吻合为基础，在实践中登记簿记载权利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登记簿的公信力存在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我国的不动产登记是依申请启动登记，登记不采取强制手段，审查亦是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登记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就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登记簿的准确程度依赖于申请人是否提出申请、提交登记资料是否真实、有效以及接受询问否有所隐瞒等客观因素。而登记工作业务量大，办公环境嘈杂，鉴别证件真伪及证件和本人是否相符难度较大，各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建成，这一系列客观条件制约登记机构审查能力。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询问申请登记不动产是否存在共有人，而未明确这种共有关系的审核是否包含基于婚姻关系的 “隐性共有”，登记机构从审慎角度出发，对共有关系审核延伸到 “隐性共有人”，4】这种审查面临两个问题：第一，申请人提供的登记原因证明资料，诸如房屋买卖合同和契税完税凭证等材料均显示不动产权利人为一人，但登记机构通过对申请人有无共有人的询问可能得知不动产实际为夫妻二人共同共有，如果直接依据询问进行登记，就导致登记结果和登记证明文件不一致的情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