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我说我
——《苦旅乐行》后记
陈孝英
1
《哀泪笑洒·后记》中,我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用3个3年半的时间写完自传三部曲,“希望到那时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明白的交代:‘我究竟是谁?’”
现在,12年过去了(2000—2011),《苦旅乐行》即将杀青,“大限”已到,但我对自己出的那道题目仍不甚了了。
从遥远的青春之旅到正在进行的夕阳之旅,一个花甲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跋涉中,我从未放弃对思想独立的追求。尽管在那段特殊的年代,我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在历史的大潮中“丢过魂儿”(如阎纲所说),但正是这种追求使我不懈地寻找并“安妥自己的魂灵”(鲁迅语),至今仍奔跑在这条“不归路”上。而且居然还能苦中作乐,“苦旅乐行”。
在那些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里,正是这颗若明若暗的“魂灵”陪伴着我,帮我熬过难关,守住底线。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独自跋涉艰难的人生之旅,而是与另一个“我”时时相伴。那个“我”,就像一位历史老人、一尊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位普洒爱雨的教父、一名冷峻的***官,对“我”这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不断犯错儿的忏悔者和嫌疑人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拷问、疏导与重塑。这无疑是我的人生之旅中最为壮丽的一道风景。
于是,当我用自传来记录自己的人生时,便如法复制了这道风景。在我这三本书中,同样时时并存着两个“我”:一个“入世”的我在讲故事,在叙述,在描写;另一个“出世”的我在评故事,在评论,在评价。出世的我把入世的我作为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来精心刻划,力求写出他的七情六欲、多面性格、立体形象,他的崇高与卑微、阳光与阴霾、坚强与脆弱、沉着与忐忑、时尚与传统、童心与成熟、感恩与哀怨,乃至
“无奈与抗争、自嘲与自恋、下海与上岸、‘色心’与‘色胆’(一笑)”(范咏戈语),写出他所具有的知识分子共性与他独具的个性,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情怀与非知识分子潜流。出世的我既是纪实文学作家、散文家、小说家、画家和音乐家,又是历史老人、上帝、教父和法官,同时还是评论家和审美主体,把入世的我作为审美对象和“审丑”对象加以剖析和品评。我当然知道,接受这种剖析无异于承受灵魂的拷问,它决非一场浪漫的游戏,而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喜梦成真·题记》结尾不无悲壮地宣布:
有人在身后捐献出自己的遗体和器官,作为后人解剖的标本;我则愿意在告别我们这个世界之前捐献出一颗灵魂。朋友,请举起您的解剖刀!
下面,便是“出世”之我对“入世”之我的《解剖手记》。
2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过: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唐·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另一种是哈姆雷特式的思考者。”
他究竟是一个“思考者”,还是一名“行动主义者”?
青年时代的他读了这段名言后,曾踌躇满志地写下一句“豪言”:
“我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行动主义者’,一个‘脚踏实地的梦想家’。”
时至今日,他已经思考和行动了半个世纪,但仍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年轻时为自己确立的这个目标。
应该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喜欢思考、捍卫思考,也比较善于思考的。
他喜欢思考,因为他认定,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乐趣,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思考。他喜欢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曾经征引过的塔西佗的话:“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他喜欢品味笛卡尔的话:“我思故我在”——只有思考着,我才具有生存的价值、意义和快乐;也喜欢王蒙的“反读”:“我在我必思”——我只要活着,就要思考。他对“在”与“思”(即“生”与“思”)、“苦”与“乐”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充分体现在其自传三部曲的书名中:虽有“哀泪”,概应“笑洒”;既有“喜梦”,当促“成真”;人生之“旅”不乏“苦”涩,但只要有思考的乐趣、思想的享受作伴,虽为“苦旅”,亦能“乐行”!
人生来就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这本是“天赋人权”。但在我们这里,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权利被风靡一时的“驯服工具论”剥夺了,它力图把人异化成“工具”(而且是“驯服工具”),把人的大脑异化成无生命的机器,把知识分子异化成当朝政权的附庸。而他却赞同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落,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专司思考的阶层,是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因此,那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体制、制度、人物,对这个民族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犯罪。”(何西来语)为此,他不仅自己喜欢思考,而且努力捍卫思考的自由。他大声疾呼“学术自由”,甚至在他担任所长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墙壁上赫然贴出这样的口号:“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为你有说出这种观点的自由献出自己的头颅!”并在《喜梦成真》中强调指出:
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