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反思三农问题的解决路径摘要: 如果不把改革的目的明确, 如果继续把改革作为权力集中和权力上收的手段,再怎么改革都会走不出“权力控制”的传统治理习惯, 都会“有多少改革都会重来”。改革本来应该是如何样来控制权力, 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如何样来用权力控制民众和基层组织。因为都希望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占有更多就只有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参与分配或竞争的人数, 都希望减少别人而不是自己。虽然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却是在上级要求下进行的, 是向上级负责的其中一个具体内容; 当上级变成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时,就会变成向领导者个人负责;每一级都向上级负责,到中央后, 中央反过来要向群众负责, 使离群众最远的政府却要最终向群众直接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由市场来优化经济资源配置,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来实现政治资源( 权力) 的优化配置, 这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除了进行体制创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三农”问题,作为一项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重大历史课 2 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今后半个世纪以内, 将是全社会长期关注的热点。近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 农村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再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迫切需要战略规划和整体安排, 迫切需要明确今后的方向。一取消农业税以后的农村进入了无税时代, 乡镇政府与各级政府比较而言, 农民更需要哪一级地方政府呢?我们的三农研究者就不能用理论来“为农民作主”。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才知道, 农民更需要哪一级政府只有农民才有权回答。笔者就对此进行了 1000 户农户调查,得到的结果会令政界的一些高官和学界的一些权威大跌眼镜:有 % 的农户在地方各级政府中选择最需要乡镇政府,有 % 的农户选择最需要省政府,选择最需要县、市政府的农户分别为 % 和 % 。同时,三农的理论和政策是否与农村的现实相符合, 是执行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在给农民穿“鞋子”,评价“鞋子” 3 合不合“脚”农村基层干部也最有资格。撤销乡镇政府, 国家与一家一户的农户打交道, 太高的交易成本谁来承担?对于农民而言, 官僚的县市政权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对于县市政权而言, 是否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是减人减机构来减轻财政负担, 还是这个职能需不需要存在?怎么不先定位这个职能, 再根据职能定事?事有多少财政就要给多少, 以钱养事, 人随事走, 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 人就会自然分流配置到比较利益高的行业上去。如果职能和体制不改, 不仅会使改革带来尖锐的利益冲突, 而且改了也是换汤不换药, 旧的矛盾没有解决, 反而引发了新问题。原税费改革时, 主流社会一致认为, 只要进行税费改革, 只要减轻了农民负担就能够根本解决三农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一部分。而现在的乡镇改革, 又是简单地采取“减”的办法。怎么能首先考虑养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从哪里来, 而不首先考虑农民是否需要?农民需不需要国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农村社会需不需要国家提供乡镇政府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城市的社区组织都由政府财政负责, 而农民的乡村政府却要取消,这不是在歧视农民吗? 4 因此, 乡镇机构改革迫切需要给乡镇政府定位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市场追求效率, 政府确保公平。市场配置资源的天然本能是以效率为第一追求, 如果我们政府也以实现效率为最大的目标, 谁来实现公平?而没有公平正义, 怎么可能实现和谐社会?怎么能够叫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的稳定观和发展观。过去一讲稳定,就是用压力和政府主导, 农村不稳定总是归结为农村基层干部, 总是把农民负担问题归结为农村基层组织, 却从没有正视体制压力下的公共财政问题。基层干部有不好的, 但高层也有, 中国政府有, 外国政府也有。在财政包干体制下, 造成中央和省府有钱, 越到基层越没钱。县乡两级只占总收入的 30% , 却要承担 70% 的公共财政责任。在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下, 计划生育可以提高效率, 发展工业即使破坏环境可以提高效率, 城镇化圈地经营城市可以提高效率。而对农村的文化教育、生存保障、科技投入、基础设施等等, 地方政府就必然失去兴趣。根据目前考核的评价指标, 既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 又能够带来光明的政治前途, 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为什么贩卖毒品会判处死刑却仍然有人不惜用生命做赌注, 因为其中有高额暴利。马克思说过,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 5 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二既然“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是改革,那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找出一个牺牲品,学界予以证明, 媒体跟风而上,如此改革是把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