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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技术(by viLuo)

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
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在学科创建之初就被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近年来
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概括起来,讨论的关键有二点:其一,能否以“哲学”来命名中国古代
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反思的那部分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
那部分知识体系。正如金岳霖先生提出所指出的,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实在是独具
只眼。其二,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哲学,那么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梳理中国哲学是否“遮蔽”了
中国哲学的特质,从而使中国哲学失去了丰富的色彩。
本文试图以这两个问题为基点,说明这种合法性的危机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以及应对这
种危机的可能的出路。
一、西方文化强势下的“地方性知识”的难题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最基本的功能和目标指向并不是知
识传播而是一种道德的教化,在科举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设置之后,书院和私塾几乎就成为科举
的预备机构。而中国的知识分类系统也是自成体系。
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独特的知识分类和教育体制被认为是阻碍人才出现的根本性原
因,在遭受了甲午战争特别是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标志的“庚子事变”的屈辱之后,开始了以全
面学习西方为特征的“新政”。在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最先,或者被当时认为是最迫切的改
革措施便是废除科举,设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以期能“保国、保种、保教”,这样便开始了向西
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全面模仿。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
、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虽然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经学科依然存在,但这最多可以
被看作是“中体西用”的一种体现。因为这样一来经学已经被看作是众多学科之一,就被“去魅
”,失去了神秘色彩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如此,针对当时新政改革中出台的由张之洞审定的《
奏定学校章程》中规定“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而代之以经学科的折衷性方案,遭到
了王国维等人的尖锐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与西方的大学体制不合。他在
写于1903年的文章中就提出了学习西洋哲学对于了解中国哲学的意义:“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
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以端也。苟通西
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其深通西洋哲学
之人,无疑也。”(《哲学辨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5-6页,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3)而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大学分文、理、商、医、农、工科,废除了经学
科,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之后新的教育规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
的衰亡,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开始彻底的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哲学这
一学科便得以出现。
“哲学”这一名词大约在1895年左右传入中国,后经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很快成为学术界所习
见的名词。而哲学作为现代的学科体系的一部分正式进入中国则应该算是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
国哲学门。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为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