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可以叫他们金融企业家”--刘鸿儒谈五道口毕业生
《中国企业家》:这二十多年的中国金融史上,关于海南的事情,似乎已成了一段公案,有人说,当年在海南翻云覆雨的,不少是五道口毕业生?
刘鸿儒:这是一个误解,或者是不实的传言。你可以去查,当时海南有多少家信用社、有多少其他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有多少是五道口的人,尤其是有多少在做正职?我敢保证,绝对不多,数都数得出来。为什么有人这么觉得?我认为,是因为五道口的学生人数虽少,但他们活跃。
《中国企业家》:您认为那些曾经参与创建了许多金融机构的人可以被认为是“金融企业家”吗?
刘鸿儒:可以这么称。任命你到国家的银行去当行长的,这叫干部分配,这不叫企业家,只能叫行长。但那些创建了一个银行、一只基金、一个证券公司的人,就可以叫做“金融企业家”。企业家是没有级别的,它是个事实的概念,你去做你就叫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五道口的学生会在金融改革中处于先导地位?
刘鸿儒:当时他们在五道口学到的东西是超前的,在中国前所未有。而且他们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他们自然会走在前列。因为有使命感,对国家有责任心,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创新。
《中国企业家》:五道口出了很多金融领域的改革者、先行者,但大多数人都早已不在其位,这是为什么呢?
刘鸿儒:这个很正常。所有改革者没有存在下来的,大部分要牺牲。他是突破旧体制障碍的人,从理论本身到既得利益集团都需要他来突破。你冲到前面,触犯律条,突破理论禁区、习惯禁区,尽说一些“歪道”的话,当然就有一帮人反对你。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最后都不会留在原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接着再做的,很可能是曾经批判过他们的人,这没关系,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它最终是一步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坦然相对。
《中国企业家》:但其中有很多人都或者“出了事”,或者不了了之了,您认为这主要是有制度或者说体制造成的问题吗?
刘鸿儒:我认为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冲击非常大。有的人能够把握住自己,有的人就不能。制度不允许你贪污,你贪了,这是制度的事吗?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法规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很可能以前认为是对的东西后来变成不对的了,这是制度的问题。金融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处在风口浪尖上,人人都关注,所以比其他行业容易出问题。
《中国企业家》:您怎么评价五道口最初的几批学生?
刘鸿儒:他们刻苦,务实,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紧密。再有,他们基本上是严于律己的。这几批学生创新能力强,使命感强,遇到了改革的好机会,所以脱颖而出。
我的五道口轶事
* 在教室图书室宿舍间与黄主任等长期地(基本是成功地)打逃课逃会学游击战;与仨俩同道们陶醉在很不入流的棋牌球侃诸营生上;刚刚进口的巴赫磁带终以学外语为名而报销了,何等快哉!
* 在很投入地授业的诸师堂上,怡然自得地读闲书复私函翻检杂志。特别是将大开张报纸整月整月地浏览而不发出一点异样的声音,其技法之娴熟至今难以忘怀。
* 以粮票换鸡蛋花生米下酒;兼职批改作业买烧鸡;未名湖圆明园听老廖放歌;清华园舞池作壁上观。晨跑时,一干人马习以为常地听孟兄旁若无人地喊口号领跑:“一慢二看三通过”、“独生子女最光荣”,顿引路人侧目。
* 考试之际,必向老大姐们借笔记,楚楚可怜。幸每每以七十余分擦过,心律渐齐,欢呼雀跃。惟有数学一局,自视甚高,炫以示友,竟为北大教授当堂捉手。平生第一次补考,然旋以满分加二十而胜出,不亦乐乎。
* 赴美留学之际方悔成绩平平,部主任们竟不予通融。然则大力推荐名师并指点迷津─以五道口媲美哈佛牛津普林斯顿。言之凿凿加情之切切,洋人面前自雄自壮终将第一年奖学金攮入。
五道口金融先锋人物:1985-2003王巍非主流的主流历史
最早的书商、最早的信用社、最早的基金、多得不能再多的创业经历……
非主流的主流历史
五道口人身上,大都有一种相近的气质,但和同学们比起来,王巍有那么点特别。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主流,但又从来都离主流最近。五道口同学的聚会,一般而言没了他就没气氛,这倒不是因为他出生的地方离赵本山家不远,而是他这人天生就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联结到一起—或者说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个,从1985年毕业离开五道口,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带有这种特别复杂的、相互交叉着的轨迹—他从未曾老老实实地只热爱过一件事。
比如说吧,1985年一毕业,他就开始了身份复杂的折腾,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家科委、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里都有他的职位,这期间他忙于“把知识商品化”,至今行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最早的书商,是第一套企业家丛书的作者,“走向未来丛书”第四批作者。到1987年,他已经赚到八百万,“是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