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 9 卷第 4 期经济学( 季刊) V ol1 9, No1 4
2010 年 7 月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July, 2010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陈硕*
摘要本文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有下降趋势, 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
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 特别利用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 为上
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
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
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
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
水平的观点。
关键词分税制改革, 财政分权, 地方财政自主权, 公共品,
中国
一、引言
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在最近二十年成为世界潮流。世界各国的
中央或联邦政府纷纷下放财政管理权, 这种现象在非洲、南美和亚洲的发展
中国家尤其突出。然而, 对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的因
果关系, 学术界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同的理论结构和前提假设会导致
大相旨趣的描述性与因果性推论。
将模型的前提设定在居民可以自由迁徙的社区, Tiebout ( 1956) 论证了
向地方政府分权有利于提高该社区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相对于中央政府, 地
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Oates ( 1972) 的研究支持前述结论并认为
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具备更高的效率, 其理由和 T iebout ( 1956) 相似。
Oates ( 2006) 进一步认为, 财政分权会鼓励地方政府进行试验和制度创新,
所以公共服务会变得更加优质。此后, 为数众多的学者( Shah, 1998; Wallis
and Oates, 1988; Wor ld Bank, 1994; U NDP, 1993; Galiani and Schar grod2
* 陈硕,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E2mail: ch ******@ust. hk 。作者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
教授对本文最初版本的指导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 U SC) 为本研究所用数据提供的便利; 本文
曾入选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作者感谢会上参与讨论的学者, 特别是评论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李
力行教授的宝贵意见; 作者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文中如有缺失, 均为本人修业不深
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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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2002; Faguet, 2004; Zhang et a l. , 2004; 周飞舟, 2006) 用实证或个案
研究的方式支持了上述理论假设。上述中文文献中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虽在
结论上符合 Tiebout ( 1956) 的预测, 但其背后蕴涵的因果机制也许呈现出不
同的图景。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人口并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
( 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 2005; 傅勇和张晏, 2007) 。此外, 较之企业
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过低, 也使得地方政府对居民
流动的反应缺乏弹性。
尽管偏好分权的观点已被众多国家财政改革的实践支持, 但是近年来也
出现了很多质疑分权优越性的理论。这些研究将注意力放到分权优越性所依
靠的那些假设上, 他们认为在民主体制和社区代表权等前提不具备时, 分权
反而会带来更坏的影响。Litvack, Ahmad and Bird ( 1998) 就警告作为前述理
论的前提条件) ) ) 设计良好的制度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具备。因此,
在这些和效率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这
种结果尤其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公共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 Jacques et a l. ,
1996; Lockwood, 2002; Besley and Coate, 2003) ; 地方政府缺乏技术、人
才和财政能力( Smith, 1985; Crook and Sverrisson, 1999) ; 以及当地方政
府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Keen and Marchand, 1997; Janeba and Wilson,
2003) 。需要指出, 上述三种情况并非外生于分权过程, 就中国的经验来说,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正发生于财政分权化过程中, 其竞争程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变得更加激烈。Az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