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古代的城市防御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 “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诸侯纷争, 群雄并起, 战争极其频繁, 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 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 230 多次, 其中 2/3 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 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 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 有兵圣之称的孙子, 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并告诫道: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此, 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 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 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 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 历代中原统治者, 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 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 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 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 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 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 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 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 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 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 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 无险可守, 要守卫自己的领土, 保护自己的家园, 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同时, 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 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 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 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 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 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 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 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 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 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 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 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 不是谁都能修得起, 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 除却厚厚的城墙外, 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今天, 当我们从“术”的角度, 细细梳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守城”技术、理念和经验等古代军事文化遗产, 在重新认知这些繁杂的机关、精妙的设计、丰富的战术时, 除却折服古人的无穷智慧外, 在那遥远时空里,也许还会隐隐约约听到祖先的一声幽叹。一、古代城池的建筑特点中国早期的城池, 绝大多数是土筑, 到了明代以后, 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 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 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 板外用木柱支撑住, 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 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 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 以绳索固定取直, 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 比以往更结实, 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 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 单块土坯尺寸约为 1米× 米× 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自春秋以降, 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 近两千年过后, 大名鼎鼎的元大都( 北京) 城墙, 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 样子不太好看, 而且不太结实, 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 407~425 年在位) 修建的统万城, 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