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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1869~1939),美国的神经外科名医
哈维·库欣,19071991年的一个夜晚,几个耶鲁医学院学生在mory's酒吧喝酒,席间谈起一则阴森诡异的传言,关于他们宿舍楼地下某处有一个摆满了大脑的房间。那天夜里,一年级新生克里斯托弗·沃霍尔(现在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偷偷潜入地下室探险,穿越重重破旧管道、“冷战”防空洞备用的食品供应桶,还用回形针撬了锁,终于进了一个破败的房间,在***的灯泡照耀下,只见一排排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盛在玻璃罐里的大脑和肿瘤。至此,哈维·库欣留给他的母校耶鲁的遗产——“肿瘤登记所”才得以重见天日。哈维·库欣,号称“现代脑外科之父”,对他的成就最生动的描述是:“在他之前,动脑外科手术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要丧命,而在他之后,十有八九都能得救。”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他单枪匹马将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降低到了10%。
哈维·库欣克里斯托弗·沃霍尔发现的这些大脑都是库欣的“肿瘤登记所”的样本。从1903年开始,库欣坚持凡是他切除的肿瘤都必须保存起来以为研究,并要求他的病人们在每年的手术周年日向该登记所汇报他们的病情。很多病人在死后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大脑作为他的研究所用。1932年,63岁的库欣从哈佛医学院退休后,带着这些肿瘤和大脑样本回到母校耶鲁,另外还有7000多册医学古籍,在这些古籍的基础上建成了耶鲁医学院图书馆。但是日久年深,这些大脑标本与古籍都随着岁月尘封于地下,偶尔有顽皮的耶鲁学生闯入,在房间的白板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庆祝自己成为“大脑俱乐部”的一员。如今,这些样本都经过清洗、整理,被移往耶鲁医学院图书馆的地下室。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装修,整间屋子变成了一个以“哈维·库欣”为主题的展览室。近500个大脑标本上都有小标签,细致地写着它们的来源、日期与捐赠者姓名,搁在充满设计感的架子上。
哈维·库欣留下了上万张病人照片除了大脑标本之外,展览室里还有库欣当年留下的上万张黑白照片,镜头无一例外瞄准了一个个面无表情的病人的脑袋——圆的、扁的、凹的、充满疤痕的乃至橄榄球形的……很多人还把手脚也举到了镜头前——在没有CAT和MRI等数字成像技术的时代,库欣正是利用这些照片作为诊断工具,因为大脑的疾患常常通过脸部和手脚的症状(如堵塞的血管或者指甲的病变)而暴露自身的位置。虽然纯粹是医学性的记录,但这些照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却呈现了惊人的“现代性”。这些病人如此坦诚地自我揭示,不仅仅是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初时的记录,也是人性最脆弱状态的记录。你不禁想问,这些病人是谁?是谁拍摄的?他们的脑袋上那些可怕的伤疤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
哈维·库欣留下了上万张病人照片“有时候你需要长时间的尘封和遗忘才能意识到某些事情的意义,意识到这么多年医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年那些病人是多么的勇敢,而哈维·库欣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创新者。”这个展览室里还保留了一张哈维·库欣在耶鲁读本科时的照片,拍摄于1889年,当时他正在一个耶鲁的老体育馆走廊处做一个危险的腾空后翻动作,这是他忙碌激烈的一生中难得的一个孩子气的瞬间。
哈维·库欣耶鲁时期照片哈维·库欣出生于1869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富裕的家族,三代行医。库欣在耶鲁读书的年代,恰恰是耶鲁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教学机构向一个现代型大学转换的关键时期。古典人文学科虽然仍然占据核心地位,但各门科学学科都在迅速扩展,谢菲尔德科学院得以创建,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化学家本杰明·西里曼,地质学家詹姆斯·黛娜,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查利斯·马什,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耶鲁的校史上仍然记载着当年哈佛的新校长艾略特如何试图从耶鲁“偷走”这些当时最好的科学人才。
耶鲁棒球队合影库欣为后排右数第三个很难说库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耶鲁科学气氛的影响,那时的他似乎更热衷于运动,他是学校棒球队的队员,还喜欢变戏法。但他确实在这个校园里操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患者是一只流浪狗,他在实施麻醉术后取出了狗的大脑。从耶鲁毕业之后,库欣先后去了哈佛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又在英国生理学家查理·谢林顿爵士的实验室里实****了一年。当时他已经意识到神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萌芽——人类已经测绘了海洋和大陆,但自身的神经系统的测绘则刚刚开始。在谢林顿的实验室里,他帮助做了一些测定各个脑区所控制的身体特定部位的试验。他找出了所有脊髓神经通到皮肤的各个分支,并把每个有关部位的功能都绘成图表。这样医生只要发现身体哪个部位患病,就能知道大脑的什么部位有肿瘤。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最先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
《脑垂体及其病症》在行医初期,脑垂体是库欣最主要的兴趣之一。当时人们对这一器官的认识还很模糊。由于怀疑身体的畸形发育与脑垂体分泌的激素有关,他研究了马戏团的巨人、侏儒和肥胖妇女的病史。有一年夏天,他趁着妻子不在家,聚集了满屋的侏儒做了一系列关于发育情况的试验。1912年,他发表了《脑垂体及其病症》一书,论证了豌豆大的脑垂体就是人类成长机制的主要腺体。成年人的脑垂体分泌过剩可造成肢端肥大症,即手足颚的畸形发展。患者因为脑垂体对视神经的压力,常常有双目失明的危险。但位于眼窝后深处的脑垂体也许是人体最难接近的器官。当时医学年鉴中记载的唯一成功的脑垂体手术是一个维也纳外科医生做的。他通过额部和前窦动的手术。1909年,库欣成功地做了一次这样的手术,但其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前窦的感染有蔓延到脑部的危险。在无数次试验之后,他通过蝶骨找到一条较安全的通道——将把病人的上唇支撑起,从上颚的上端弹入,从而避开鼻窦到达脑垂体。“库欣逾越蝶骨法”拯救了数以百计的肢端肥大症患者,使他们免于失明和畸形。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32岁的库欣在巴尔的摩开业,要求把所有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需要动脑外科手术的病人都交给他治疗。迈克尔·布里斯(MichaelBliss)在2005年关于库欣的传记《哈维·库欣:外科手术的一生》中写道,在库欣最初行医的年代,因为没有图像成型技术协助诊断大脑病变的位置,外科医生对于一个无心之失可能对神经机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毫无所知,脑科手术常常以出血、无可控制的大脑组织损伤以及死亡告终。“他一定有非凡的自信才能在这种致命性的宣判面前继续手术。”库欣对技术非常敏感。他是最早将血压计引进美国医学界的人。当时大多数医生对血压并不重视,也不知道有什么量血压的实用器械。但库欣在手术过程中发现,当头颅里的脑脊髓液压增加时,动脉血压也会随之升高,一旦动脉血压不能达到脑压之上,血液对脑的供应就会被切断而导致病人死亡。在欧洲进修的时候,他在意大利帕维亚城的一所医院里发现了一个精巧的血压记录器,并把模型带回美国,并以传教士的热情推广血压计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此外,他自己也发明了不少新型外科医疗器械。比如他改进了刺入头颅的钻锥和锯子,以及一种预防头皮出血的头颅止血钳,这些设备极大地降低了20世纪早期脑科手术的风险和死亡率。
库欣在一个孩子的床边,、无微不至的临床工作——完美的麻醉术、高超的手术刀技巧、充裕的手术时间等——而不是创新性的发明。他的工作几乎是仪式性质的:亲自给病人剃头、做常规的术后伤口缝合……他以做完整的脑“闭合”手术而自豪:这种手术必须仔细地放回头盖骨,精确地把头皮肌和皮肤缝合起来——这些细节都是早期做脑手术的外科医生所忽视的。早期的脑外科医生强调做脑手术必须迅速,但库欣经过精心设计的手术每例平均需要三到四个小时。他坚持认为,重要的并非速度,而是保护纤细的组织。“任何人在高速状态下进行危险的转弯都是要出事故的,无论是开车,还是开颅。”此后,他又最早在开颅手术中采用电烙术,将自己动手术的时间缩短了至少三分之一。除了大胆和谨慎之外,无微不至的病例记录也是他成功的关键。这一****惯始于他在哈佛医学院求学期间的一次意外。当时,他作为二年级学生正在协助为病人实施麻醉,他用海绵大致估量***量,结果在全班同学的围观下,病人因吸入过量***死在手术台上。库欣为此事负疚于心,差点放弃学医,但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并与一个同学发明了“***表”,以跟踪记录病人的心脏与呼吸速率,《神经外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之称为库欣对医学界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几年后,病理系丢失了一个他还没来得及检查的高尔夫球大小的脑肿瘤,令库欣大为光火,要求此后所有肿瘤样本都必须保留下来,“肿瘤登记所”——一个详细记录和保存的组织样本、详细的医疗记录、素描以及病人照片——即由此而来。
哈维·库欣库欣的工作精力惊人。据他的同事回忆,他每天早晨口授信稿几个小时,然后做四五个小时手术。傍晚时分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写详细的术后记录,检查新来的患者,还要查病房。每天晚上从8点到12点是他的写作时间——包括医学论文、演讲稿以及自己的著作,平均每天5000字到1万字。“一战”期间,库欣一度被任命为少校医官,率领一个外科医疗队到前线,每天要做8台手术,遇到空袭警报停电时就借助烛光做手术,术后照例要写下每一个病例的详细病例。大战结束后,因为一种病源不明的神经系统感染,他的手脚神经都受到重创,虽然手指逐渐恢复了功能,但再也不能自如地行走,只能由同事推着轮椅前行。他有时候还能坐着做手术,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写作中。他写的关于导师威廉·奥斯勒的传记还获得普利策奖。1931年,库欣完成了人生的第200个脑肿瘤手术。一年后,他从哈佛医学院退休,回到耶鲁大学,晚年致力于医学史的研究。1939年,70岁的库欣在搬运一堆沉重的16世纪手绘人体解剖书时死于心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