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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出更加广泛的信息披露会减少投资者在估计未来回报时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股价平衡性(., Barry and Brown, 1985; Merton, 1987; Easley and O’Hara, 2004; Lambert et al.,2007)。Lambert et al(2007) 认为未来收益分布的协方差结构使得估计风险不能分散,证券价格就反映了这种风险。
2001年2月19日之前,国内投资者只能进行A股交易,国外投资者只能进行B股交易,两个市场的投资者不能直接相互交易。当一家公司对均来说国外投资者的信息精度就相对较低。由于较低的信息精度,B股的投资者就只愿意支付少一些,尽管他们与国内投资者有相同的现金流和投票权。这就得出第一个假设:
H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国内、国外投资者提供的公开信息披露差异越大的公司,其A股、B股之间的价差会越大。

为什么由于信息披露差异产生的价格差异没有被套利掉呢?更具体地说,一旦信息在大陆指定的报纸上披露后,为什么它没有传到国外投资者那去呢?信息传递是要成本的,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施加控制,导致这种传递成本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国外投资者不容易阅读到对国内投资者指定的报纸,除非他们就定居在中国大陆。如果他们想要克服这种信息披露的差异,他们要么在中国大陆设立办事处,要么向大陆的双语金融专业人士打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自己前往中国大陆并聘请一名翻译。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外国投资者信息传递成本要显著低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外国投资者信息传递成本。大部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外国投资者定居在香港,然而大部分上交所的外国投资者是定居在美国的。深交所的外国投资者距离中国大陆只有45分钟的车程,因此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获得指定在大陆发行流通的报纸。而且这些投资者中的许多人还可以阅读并说中文,因此他们不需要支付翻译成本。深交所的外国投资者更可能将向国内投资者披露的信息内容传递到他们的B股市场中去,从而减少由于A股、B股间的平均信息精度不同对信息披露差异带来的影响。结果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信息披露差异对价格差异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信息披露差异对价格差异的影响。这得出第二个假设:
H2. 上交所上,国内、国外投资者公开信息披露差异对A股、B股之间价格差异的影响要显著大于深交所上国内、国外投资者公开信息披露差异对A股、B股之间价格差异的影响。
从信息传递中得到的潜在经济利益的多少同样也会决定信息披露差异是否会对A、B股之间的平均信息精度产生一个有意义的影响。只有当预期的边际收益超过获得额外信息所需的成本时,套利者才会将公司的基本面信息从A股市场上传递到B股市场上。从信息传递中获得的最大预期收益部分来自于信息披露差异带来的价格差异。产权保护会影响从信息传递中实现的经济利益。例如,在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汇出利润可能面临额外的法律或制度性障碍。因此,在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套利者不太可能去获得成本较高的信息并将公司的基本面信息从A股市场上传递到B股市场上去。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权相对专制的国家,人们预期各个地区的产权保护差别是很小的。但是,Gull and Xu(2005)的调查证据显示在一个跨地区,产权保护是有差异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