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自然神学的发展及其与启示神学关系的变化
王细荣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介绍自然神学的历史发展概貌;分析其最后走向衰落的原因;阐明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理性与信仰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自然神学启示神学理性信仰
一、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界定
传统的自然神学是指人类理性无需(超自然)启示的帮助便可获得关于上帝和神圣秩序的知识。[1]
即对上帝的存在和本性的把握是通过自然界的作用向人类理性显示出来的。这一定义反映出对“自然的”和“理性的”这两个词的理解具有柏拉图——斯多葛学派的传统。因此,“自然神学是对上帝之存在这个问题的理性的思索”[2]
。而詹姆斯·利奇蒙德(James Richmond)在考察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两股反形而上学(反理性)的思潮以后,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框架出发,指出自然神学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看法所进行的理性的构想,它透过现象领域而达到终极实在领域,达到作为经验世界之唯一解释的神圣秩序的领域,否`则经验世界便晦涩难懂,令人迷惑,面目不清。”[3]
利奇蒙德这个界定是否符合自然神学的历史真实,在此不作深究。但是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体现了经验(包括宗教体验)与理性的结合。而神学与科学对自然界这个相同对象的探究,也正是这种企图透过现象而达到终极实在的历史,尽管它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
二、自然神学发展概览
自然神学最初是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移植在基督教神学之上而产生出来的。通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及其他中世纪学者的努力,它第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自然神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自然神学主要解决神义论(theodicy)的问题,即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罪恶是如何能够同上帝的仁慈和万能和谐共存。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初期开始,由于休谟(D·Hume,1711—1776)和康德(I·Kant,1724—1804)哲学对设计论的批判;浪漫主义思潮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的逆动(reaction);十九世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新理论诞生;再加上自然神学自身的弱点,自然神学的基础逐渐得到削弱。人们不得不扩大设计论观念的范围,正如哈佛大学的植物分类学家埃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所说:“事物的出现是成批设计的,此进程伴随着人类意识与道德心的产生,后者不能用随意运动中的物质来解释。”[4]
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对后来的自然神学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明确地说,他的神学目的是要阐明基督教信仰所宣扬的真理。但是他考虑到当时的异教徒难以接受,认为有必要依据于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的理性,对基督教教义予以理性的证明。他试图用理性与信仰的联合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宗教信条。如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可以用理性推理证明,而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化体说、原罪、世界在时间中创生和末日审判之类却超乎人类理性之外,虽不是反理性的,但只能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他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后天性证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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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前三种证明,康德称之为“宇宙论证明”,即因果律的证明;第四第五种康德称之为“自然神学的证明”,即“目的论证明”(把上帝作为世界一切事物的最后目的和安排世界秩序的最高智慧)。托马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