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二章儒家经学的发展 及其哲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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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儒家经学也从分立时代进入了统一时代,其最卓著之标志,即孔颖达等人编纂的《五经正义》问世。此书成于唐初,彼时南北对峙的局面刚刚结束,为了适应政治上重新统一的需要,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撰成《五经正义》。此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标准教材,一直被沿用到宋代。然而,士子应试,株守《五经正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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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没有独立研究精神,必定阻碍经学发展。此外,唐代政府将《礼》、《春秋》分解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解为《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与《易》、《书》、《诗》合为“九经”。从经学的流派看,隋唐的义疏仍系东汉古文经的支流。虽有陆德明、孔颖达等有名的注疏学家,而总体上的成就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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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经学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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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和唐初诸帝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隋朝以前,儒家并非正统。自隋文帝统一天下,才褒奖儒学。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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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越、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北史·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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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仁寿年间(601-604),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监一所,弟子七十二人。隋炀帝虽崇信佛道,但出于维护政体的考虑,还是以儒学为立国之本。即位后,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且盛于文帝开皇初年。“征辟儒生,远近毕集,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北史·儒林传》)。然而炀帝不谙兴亡存废之道,专恣一己之欲,以致天下纷乱不堪收拾,在混乱的局面下儒学也受到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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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颇好儒臣。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郡县分为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二年,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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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于秦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唐太宗当政时期,为儒学所做的贡献主要包括:(1)通过弘文馆的形式,让饱学之儒生参与政治决策。(2)诏令统一《五经》读本及其注释义疏,结束汉魏以来纷纭驳杂的局面。(3)扩大学校规模;鼓励经学的研习,生徒凡能通一经以上者,任用为官吏。(4)确立祭祀孔子、颜回的制度,并褒扬前代和古代名儒,作为典范以资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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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因经籍去圣久远,文学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颁行天下。又因当时诸儒师承不一,异端蜂起,不利于研习,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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